国际学生对美国留学政策不满

去年5月，路易斯·卡洛斯·索尔德维拉(Luis Carlos Soldevilla)从墨西哥市立高中毕业，他是学校GPA最高的学生之一。在他三年级所做的项目中，他甚至深入研究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著名的数论问题。波士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都向索尔德维拉伸出橄榄枝，他也曾考虑就读其一。他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也十分憧憬——2016年夏天，他在那里上了一门计算机科学的暑期课程。

然而，今年秋天，索尔德维拉没有选择任何美国的高校，而是选择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攻读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双学位。他为什么选择加拿大的高校，而放弃了之前梦寐的美国学府呢？ 

“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那里没有特朗普。” 19岁的索尔德维拉说。

和索尔德维拉有相同想法的国际学生并不在少数，那么他们的想法是如何影响美国的留学产业，诸多学校校方又是如何看的呢？快跟随小编的脚步一起来看看吧~

 

国际教育研究所(IIE)的数据表明，在2017-18学年，美国的国际学生入学率下降了6.6%，是前一年下降速度的两倍。国际教育协会(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的公共政策主管班克斯(Rachel Banks)说，虽然美国的国际学生总数略有增长，但新入学人数的降幅是9·11事件以来最大的。“今年的下降趋势似乎还在继续。”

该报告将入学率的下降归因于多个因素，包括签证延期和拒签、“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就读美国学校的成本。班克斯说，政府的一些强硬移民政策，比如禁止穆斯林国家的人民入境、在边境把孩子和父母分开等，这都让潜在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感到“这不是一个欢迎他们的国家”。

F-1签证是发放给在美国上全日制课程项目的国际学生，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这类签证的签发数量从2015财年的64万人左右骤降至2017财年的39万人。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国际合作与项目开发部的副主任凡妮莎·安德雷德说，安全问题一直是留学生们担忧的最大问题。

据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称，从枪支引发的大屠杀到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团体，各种问题和担忧层出不穷。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已经死灰复燃。根据IIE的数据，在2017-18学年，北岭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入学人数下降了16%。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出口’业务，其经济影响如同我们出口大豆” 

国际教育协会（NAFSA）的一项分析显示，在2017-18学年，100多万名国际学生为美国贡献了390亿美元，并且提供了45.5万个就业岗位。加州、纽约、马萨诸塞州、德克萨斯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从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教育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出口服务之一。”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业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经济学教授迪克·斯塔茨(Dick Startz)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7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当我们提供一项服务，使外国人给美国付款，这就是一种出口业务，其经济影响与我们向海外销售大豆或煤炭时完全相同。

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大学(Fairfield University)负责全球战略的副教务长珍妮弗·埃瓦尔德(Jennifer Ewald)谈到，在一个国际学生人数众多的小地方，教育行业的经济影响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在纽约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但在我们这样的小镇你一定会意识到。我认为，高等教育行业以外的人不会明白当前地方经济所面临的威胁。”

由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金枯竭，学校用国际学生的学费来弥补差额。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 's Investor Service)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美国高中毕业率持平甚至下降的情况下，“由于学费折扣有限”，国际招生帮助他们提振了收入。该公司在报告中将美国高等教育行业的信用前景从稳定调整为负面，目前仍是如此。去年12月，穆迪公司表示，缩紧的移民政策是导致国际学生入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移民律师达娜·布森（Dana Bucin）是Murtha Cullina商业法律公司驻康涅狄格州的合伙人，她为包括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在内的数百名国际学生提供咨询服务。她说，高校担心他们输送的高素质国际人才会减少。

Bucin说，学生们“压力大得喘不过气来，不是因为他们打算触犯法律，而是因为他们试图遵守法律。他们觉得自己是来做贡献的，而不是来偷东西的。”

他们确实做出了贡献。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Policy)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道，如果没有国际学生，科学和工程等关键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就无法正常运转；而这些研究生教育也正日益落后于其他国家。报告提到，“在美国约90%的大学中，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大部分是国际学生。”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全球商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Business Studies)主任法里博尔兹说：“因为没有足够的本地学生在这类项目中注册学习，优秀的国际学生应该自动获得绿卡。” 该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最大的校区从2016-17学年的9134人下降到8636人，降幅约为5%。

他说：“如果你反对移民，你可以说，‘那我们可以招收更多的美国人来抵消移民减少的影响。’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接纳了所有符合标准的本土学生。”

在10月，包括哈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和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 in New York)在内的几所大学，就8月份生效的一项移民政策变化起诉了特朗普政府——它改变了“非法居留”这一概念的执行方式，国际学生如果违反入境条款，会更容易受到为期3年或10年的禁令。

这些条款包括每周在校工作时间不超过20小时、搬到另一个宿舍后需要通知校方等，即使校方在文书工作上犯了错误也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原告认为，这项改变是非法的，“它旨在每年强制实施数万条重新入境的禁令”，违反了联邦移民和行政诉讼法。他们警告说，这将导致“无数真诚的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者被驱逐出境”。上个月，包括美国教师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在内的其他原告也加入了这起诉讼。60多所学院和大学提交了法庭之友辩护状以支持诉讼。

原告首席法律顾问、Mayer Brown公司的合伙人保罗•休斯(Paul Hughes)表示: “如果来到这里需要冒着10年内禁止再入境的风险，并且可能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错，那么美国的吸引力会大打折扣。”休斯说，新政策“给我们的移民法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现在，学生要在这里合法地做每一件事，但如果他们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就会承担灾难性的后果。”

特朗普政府要求法院驳回此案，称原告没有起诉的资格。移民局发言人迈克尔·巴尔斯(Michael Bars)表示，移民局的工作重点是“尽可能地”维护法律，并不是故意针对国际学生。

 “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优势，一旦失去，是非常危险的。”参与法庭之友辩护的西北大学国际办公室主任拉维·尚卡尔(Ravi Shankar)说，美国学校“处于相当尴尬且危险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必须遵守国家安全法规，这是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的。另一方面，我们正努力令学生相信：他们在这里是受欢迎的。

与其他学校一样，西北大学也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外国学生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并敦促立法者介入学生签证被拒的个案。尚卡尔(Shankar)说: “我们想让学生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发现，恐惧往往是基于假设。” 

那么，在美国出局的情况下，哪些国家赢得了这些学生的支持呢?

 NAFSA的数据显示，在2016-17学年，澳大利亚的外国学生增长率为15%，加拿大的增长率达到20%。

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像索尔德维拉一样的外国本科生的数量增长了14.8%，从2016年的4023人增加到2018年的4620人。该校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泰德萨金特(Ted Sargent)说，过去两年，申请人数每年都增加了20%左右。他表示:“许多人不仅在寻找上学的地方，而且还会考虑长期定居的可能性。”对于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多伦多大学建筑系学生Alara Demirag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20岁的她被四所美国大学录取，每一所大学都为她提供奖学金。在加拿大学习更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就是毕业后留在加拿大工作更容易，她的父母也更容易与她一同在加拿大生活。她说，她的一些土耳其朋友被美国大学录取，却被拒签了学生签证，其中包括一名进入伯克利的学生，他们非常难过。

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校长安吉尔·卡布雷拉(Angel Cabrera)说，几十年来，“美国在从世界各地挑选最优秀人才方面一直处于领先位置。”

 “人们还没有广泛认识到这一点，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优势，一旦失去，将是非常可怕的。”